为什么在国家图书馆借书也这么难?
  
  在全球阅览室的背景下,中国图书馆却因循守旧、闭“馆”锁“柜”。不是越来越多的人不愿去图书馆,而是图书馆越来越变成了资料馆而不是资讯馆,变成了档案库而不是数据库。    
  



  
  文/张洋图—阿灿/新周刊(除署名外)
  
  刚刚从北京大学毕业的王楠现在一家媒体工作,他走出校门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国家图书馆办理图书借阅证,但这个证小王办得并不痛快。他抱怨说:“我真是非常希望能有机会借阅馆内的所有藏书,虽然我不一定真的全去借,但我有这个权利,可是如果要办理所有的借阅功能,就要首先拿出1220元钱,这其中包括20元读者卡工本费、1200元押金,而像我这样不具有中级及其以上技术职称、处级及其以上行政职务、研究生及其以上学历的中国公民,还不具备办理所有借阅功能的资格……”最终,小王花了120元钱,拿着有效期为一年的国家图书馆读者卡,悻悻地离开了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33号,并从此在心里给国图打上了一个问号。
  
  越来越多有关图书馆的理念冲突、表象矛盾,正戏剧性地向这个“中国首席图书馆”集中。
  
  国家图书馆≠国家公共图书馆?
  
  事实上,“国家图书馆”这个称号,带来的不仅仅是每年几千万的财政拨款,也同时承载了必须成为中国各级图书馆“标杆”的命运。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榜样的“生活”却未必是幸福的。当国图发现自己竟因为要兼顾对公众开放这样的“公权要求”,而愈发同余秋雨笔下的“未知结构中永远的两难选择”相似时,各种各样的问责已经从四面八方汇来,纳税人质问:“图书馆是公共的,凭什么给读者设那么高的门槛?”而国图人反问:谁说我们是公共的了?
  
  正如国图内部错综曲折的通道让人迷茫不已一样,国家图书馆的名分也让读者和国图自己困惑不解。有位网友曾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关于读者对图书馆的投诉,有一半以上集中于国家图书馆,投诉对这座独一无二的图书馆种种措施的不满。对于这种独一无二,国家图书馆宣传科王燕在面对记者时直言,“我们已经尽全力去满足读者的要求了,再有不满,我们也无可奈何,因为我们和公共图书馆是不同的。”
  
  关于这个“不同”,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曾作过解释,“国家图书馆的服务内容包括三方面:一是为国家政府立法决策提供大量资料,二是为重点教学、科研生产服务,第三才是向社会公众提供服务。”换句话说,国家图书馆就不是为普通老百姓开的,它不是公共图书馆。
  
  去过国图的人都知道,每天不论是阅览室还是外借处,楼上楼下到处人满为患,据资料显示,按设计每天可接待8000人次的国家图书馆,实际上日均接待读者人次已达1.36万,大大超出了其可以承受的范围。
  
  大量的读者从何而来呢?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长汤更生一语道破:“由于目前我国的公共图书馆太少了,所以国家图书馆不得不最大限度地对社会公众开放,部分承担起公共图书馆的职能。”
  
  而来自国家图书馆的声音是:“由于我们位于大学和科研机构云集的海淀区,而整个海淀区竟没有一个区级的公共图书馆,所以我们甚至还承担起了海淀区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的职责,这附近的市民和大学生都到我们这里来借书、看书。”
  
  当然,此言没有具体数据佐证,但之前8000与13600的巨大悬殊已足以让我们感受到,国图似已“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了。正是“公共图书馆”的这项兼职,把国家图书馆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国图觉得很委屈,本不该他们承担的责任,却给他们惹来了那么多麻烦。很多措施相继出台,从放宽读者年龄至18岁以上,到对外地读者的外借图书放开限制,新增2000多座位的二期工程也紧锣密鼓,一切只为缓和读者的不满情绪。
  
  而这些措施除获得零星好评外,据统计,在到馆阅览的读者中,本科及以下学历的大中专在校生占51%,普通市民占22%,而国家图书馆原本设定的主要服务对象——党政机关公务员和研究型读者——却仅占27%。不管怎样,独一无二的国家图书馆暂时只能如此,尴尬地存在于中国公共图书馆系统的顶端。
  
  公共图书馆:一张空白地图
  
  国内公共图书馆的现状,是使国家图书馆陷入困境的“罪魁祸首”。
  
  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长汤更生说:“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水平是最能体现图书馆的含义的,是一个国家图书馆发展水平的标志。”截止到2003年年底,我国共有公共图书馆2709家,藏书4亿册,人均0.3册,而这个数字要远远低于国际图联人均两册的标准。
  
  早些时候,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曾披露,中国平均45.9万人拥有一所公共图书馆、一年购书经费人均不足3角钱,这与每1.5公里半径内设置一所公共图书馆、平均2万人左右拥有一所公共图书馆的国际标准相比,相去甚远。难怪曾有人戏称,倘若在中国地图上只标注公共图书馆的话,那将与一张空白地图无异。
  
  文化部社会文化司图书馆处副处长白雪华坦言,这种情况是由国情决定的。他认为,从1998年开始,因为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公共图书馆整体上已经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而且现在每隔一段时间就对各级图书馆进行一次评估,评出一、二、三级,这对促进各级政府提高对公共图书馆重视是一种很大的刺激。
  
  而正是这个评估,又评出了问题。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系教授范并思告诉本刊,“促进是促进了,但促进的大多都是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很多区县领导为了政绩,把区县图书馆建得又大又豪华。”而最近的一次评估结果,据范并思透露,虽然一级馆的数量增加了100多个,但另一方面,根本就不参加评估的也多了几百个。“因为他们根本养不活自己了,还参加什么评估。”
  
  事实上,很多区县级图书馆每年从属地政府获得的经费只能做到养活自己的职工,像青海、陕西这样的西部省份,很多基层图书馆十几年都没有进过一本新书。所谓地区性公共图书馆,只是勉强维持,现状堪忧。
  
  “不是只修得又大又漂亮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公共图书馆的问题关键还在数量的缺乏。公共图书馆应该成为社区的实际存在,各级政府应着力增加区县级以下社区图书馆的数量。”范并思说。
  
  2004年10月,暨南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继武发表署名文章,公开自己为借阅一本典籍而屡次受挫之遭遇,引起轩然大波;同年12月,执教于英国伦敦大学的赵毅衡先生也撰文,抱怨自己居住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望京小区,拥有30万人口,附近竟没有一家公共图书馆;今年初,北大中文系教授漆永祥在为了借阅一本只有苏州图书馆才有完整保存的善本,而与该馆苦苦交涉了半年之久后,终于宣告放弃……
  
  被市场经济抛弃,长期遭漠视,中国图书馆沉睡太久了。面对各种窘境,不久前,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发出感慨:中国需要更多的公共图书馆,中国的公共图书馆建设任重道远。
  
  高校图书馆:争议之外的争议
  
  高校图书馆到底姓“公”,还是姓“私”?这个问题已经讨论了很久。
  
  千里迢迢从贵州赶来北京考研的杨祈,一直听说北大图书馆比国图的书全,所以一直希望能办一张北大图书馆的借阅证,可没想到却遭到了多次的拒绝。而他原本以为,像北大这样着名的学府是会对各类读者一视同仁的。
  
  为此,北大图书馆馆长戴龙基一再强调,北大图书馆只有530余万册的藏书,与国图相去甚远。但事实上,这已堪称全亚洲高校图书馆之最。
  
  有人指出,国家的公共图书馆数量本来就少,而高校图书馆紧闭大门,其丰富的图书资源可能被处于一种闲置状态,如拒绝校外读者的使用,则有资源浪费之嫌。
  
  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长汤更生就此指出,高校图书馆虽与公共图书馆一样都是国家投入,而高校图书馆的读者群是固定的,国家按照该校规模及招生人数等兴建及投入经费,以便保证在校师生的正常使用。
  
  那既然都是国家投入,也就是说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那占绝大多数的校外读者为何无权享用高校图书馆的资源呢?
  
  戴龙基告诉记者,目前,北大是有限度地对外界开放,校外读者凭有效证件(身份证、工作证、学生证)、介绍信等即可办理一次性借阅,但不能携书出馆。他坦言,作为高校图书馆,在可承受的范围内,是可以为社会提供一定帮助的,但要做到彻底开放,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因为高校图书馆本身有它的职能范围,就是主要面对师生,它的资源有限,环境能承受多少人、藏书能提供给多少人、服务能兼顾多少人都是一定的,所以要首先保障自己主体任务的完成。
  
  可公共图书馆的代表——首都图书馆馆长倪晓建坚持,“即使资源没有闲置,高校图书馆也应该对全体公众开放”。他说,有一个生动的例子,你可以到任何一所高校的体育场馆去看看,无论是简陋还是豪华,在入口处都有这样一个告示牌,即“校外人员使用场馆须知”,当然,其中包括所需费用等一系列条目。
  
  像这样,把在高校内性质几乎相同的图书馆与体育馆相提并论,相信不难窥见一斑。“业内关于高校图书馆是否应对外开放的争论仍在继续。”倪晓建说